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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民生制度建设

  党的十九大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共治”,充分地体现了治理的核心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体制转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除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等快速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等不是都集中在党委政府手上,其他的经济主体也掌握着大量的资源。

  对社会成员的服务和管理,也不能完全由政府大包大揽,而是社会多个主体共同参与服务和治理。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有80%的劳动力在非公经济组织就业。

  社会治理制度是指社会治理主体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具有约束性的各种行政法规、章程、制度、公约的总称。它不仅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而且还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大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随着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些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处理好导致一些社会矛盾凸显。这不仅有损我们社会的公平,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制约了我们的发展活力,而且也正极大地考验着我们执政党的治理能力和执政能力。

  为了有效应对当前的社会矛盾,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以行政调解为主导、以司法调解为保障的“大调解”机制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

  行政调解作为“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主导性制度,还需要不断地完善,要加快行政调解立法工作、规范行政调解程序、提高行政调解的专业化水平等等;司法调解又称诉讼调解,在法院主持调解下,使当事人平等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

  (1)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

  (2)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

  (3)要保障执法的公平性,必须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

  (4)加强全民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1)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公共安全事件的不断发生既是我国社会转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反应,也考量着我们在新形势下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能力。需要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公共安全事故的预防体制建设、应急反应到安全事故的控制与善后处理,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

  (2)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当前,要以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以理念、体制机制、方式手段创新为动力,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切实提高维护公共安全能力水平,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3)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观念的冲突和利益的冲突成为转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这需要我们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同时,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塑造社会成员的健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

  首先,要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建设好安全家园。要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

  其次,要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

  最后,要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直觉、感性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纳,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不够。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粗枝大叶、大而化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基层活力不断迸发。

  党的十九大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各地围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为平安中国建设打牢坚实的基层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前提是公众参与。记者在调研采访中发现,在一些城市社区,公众对基层组织建设的知晓率、参与率还不够高。

  “过去在农村老家,每次村委会换届选举,我都投了票。可自从10年前落户城市,成了城市居民,居委会在哪里、做些什么工作,知之甚少。”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市民。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如今的城市成为典型的陌生人社会,单位人变为社会人,“重新组织群众”成为新的课题。

  在北京,市直机关党组织的“双报到”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市直机关的党员向所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报到,参加基层组织活动,收集反映社情民意,同时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这张辖区地图上标注着一个个黑色圆点,有的地方密集,有的地方稀疏。“这是我们根据近年来审理交通事故纠纷的数据,总结出的辖区内交通事故发生图。

  你看,靠近潭柘寺景区的几个交通路口,交通事故发生率特别高。这与车流量大有关,也与交通标志设置不合理有关。”法庭庭长裴凌晨介绍。

  总结出交通事故的规律后,潭柘寺法庭不仅向交通管理部门提出增设交通标志和设施的建议,而且与几家互联网地图公司联系,将事故高发路段标注出来,让行车人使用导航系统时能收到自动提醒,提高警惕。

  共建共治共享,调动了全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记者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东城街道春城社区看到,社区服务中心内,图书阅览室、健身房等一应俱全,而书籍、设备都来自辖区内的州直机关捐赠。

  “我们工作、生活在社区,建设好社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位州直机关工作人员说。

  西昌建立了“市、乡、村、采集点”四级网格服务管理体系,把全市划分为1441个网格,发挥网格员的“千里眼”“顺风耳”作用。去年1月24日,西昌市月华乡的网格员在巡逻中发现可疑人员,及时报警并协助抓获了3名盗窃高铁工程物资的人员。

  村、社区是最基层的单元,建设好基层组织,夯实基层基础,对于平安中国建设意义重大。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组织辖区村民、居民日夜巡防,“红袖章”对黑恶势力和违法犯罪分子的震慑、防范作用继续凸显;发挥村委会、居委会贴近群众的优势,调解邻里纠纷,“村(居)委会大妈”巧理家务事;建立网格员队伍,调动村社区党员积极性,网格员成为守护平安、服务群众的重要力量……

  通过畅通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途径,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平安建设的基础不断得到夯实。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人际交往模式的深刻变革,但在很多地方、领域,“人情社会”的观念依然存在。“在‘人情社会’中,人们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法,而是人情、关系、人脉。这与法治社会建设有很多不相容的地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冯玉军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建设平安中国,必须加强法治建设,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常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和获得感。自2018年1月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山西各级公安机关打掉多个强揽工程的恶势力犯罪团伙,查处多起“恶意阻工扰工”案件,净化了企业周边治安环境。

  厉行法治,让越来越多的地方尝到了甜头。在四川省石棉县广元堡社区,法治长廊公开栏、LED显示屏、微信公号、微信群等成为普法新阵地,群众可以便捷获得与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如今,在全国的村、社区,普法宣传成为基层组织重要的工作,法治正在成为平安中国的亮丽底色。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平安建设,要依靠法之必行,也要依靠道德教化。基层治理工作,既要把握政策、法律底线,又要善于以情感人、以德化人。

  山东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孝老爱亲是儒家文化的精华之一。然而,在山东莱西市,一位村支书却很着急,接连发生在该村的遗弃老人事件,让他觉得脸上无光。“这位村支书找到法院院长,请求法院到该村巡回审判,现场审理赡养案件。”

  莱西法院民一庭庭长孙连英说,不久后,莱西法院法官立即选取合适的案件,带着国徽、电脑、打印机,到该村开庭。

  “随着审理的深入,我们发现,问题并不简单,子女不赡养老人,有的是不懂法;有的是心里有气,觉得老人有许多做得不对的地方。

  法官耐心释法说理,讲明法、理、情,不仅当事人流下热泪,围观群众也深受教育。”孙连英说。此后,该村不赡养老人的现象明显减少。弘扬孝德文化,促进家庭和谐和睦,从源头上预防了大量刑事、治安案件的发生。

  2018年7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其中独生子女父母住院护理假每年累计不少于20天、未经常探望老人或将告知用人单位等规定让尊老、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有了地方立法的引领和保障。

  “这一规定细化落实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有关‘子女常回家看看’的要求,也让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获得了法治保障。”河南师范大学教授黄进才说。

  依法治理、以德治理,不仅意味着把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而且要求基层治理刚柔并济、入情入理。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奥秘则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这就要求我们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只有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才能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巨大力量。

  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面对社会治安新形势,我们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以突出治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水平。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能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一是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建设好安全家园。要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

  二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

  三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直觉、感性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纳,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不够。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

  1、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各方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定位。

  强调党和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中心位置,强调政府公共财政的更多投入,同时要健全和完善社会自治、自律和自我发展的新机制,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上的主体性及其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监督制约作用。

  2、建构和实施以权利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尊重和保障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加强社会服务体制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消除社会排斥,推动社会融合。

  3、加强民生制度建设,确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民生社会管理发展新机制。

  改善和保障民生问题不仅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政府行政必须优先实现的基本职能,也是需要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

  政府既要承担起直接提供各类服务的职责,又要善于借助其所掌握的权力、权威和信息、资源,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使其参与解决民生问题。

  4、健全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高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并形成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和有效处理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社会稳定机制。

  在群体性事件等危机处理中,要善于做到“情绪疏导”和“情绪管理”,以贴近的感情疏导民情,化解危机,尽量避免机械、简单地运用“物质满足”或者“物质诱导”的方式。

  5、增强全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要建立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平等、民主的社会合作机制,倡导参与型行政理念,形成兼顾各方各类利益、维护全体人民的发展利益与环境生态利益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机制,努力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初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调查研究,加强政策制定,加强工作部署,加强任务落实,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一、传统治理主体单一化到多样化。传统的社会治理主体比较单一化,强调国家或政府从上至下的静态的行政管理,亟需过渡到综合运用法律、道德和社会信用体系为基础的综合治理方式。

  要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保护群众的根本利益,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同时,我们还要加强社会诚信体制建设、信息化管理、舆论引导、心理疏导、人民调解、基层社会自治等多种方式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

  二、转变政府职能,注重从源头上治理。社会管理不等于“维稳”。“维稳”只是社会运行出现失序状态之后的应急管理。创新社会治理强调常规性的、基础性的服务和管理。这就需要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需要我们树立“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的理念。切实转变政府的工作作风,彻底改变过去政府部门存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

  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其协同作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过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意义重大。

  政府在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过程中,将一些民生服务项目打包向社会组织招标,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改革有关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激发了社会组织活力。同时,社会组织也要加强自身服务能力建设和自律诚信机制的建设,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

  四、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是通过“单位”对社会成员进行服务和管理。但是当前普遍由“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区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新载体。

  要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包括政府的服务体系建设、市场的服务体系和社区公益服务体系。在当前,特别要加强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组成的社区公益服务体系建设,来满足社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兴趣居民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

  五、积极动员公民的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是“善治”。“善治”强调赋予公民更多机会和权利参与政府公共政策,通过沟通、协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因此,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提高决策水平,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问政于民,问需于民,让公众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讨论,保证民意能够进入到公共政策中去。

  六、健全治理的体制和机制。中国的社会转型目前进入到社会矛盾多发时期,矛盾多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建立化解矛盾的体制和机制。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我们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事先预防社会矛盾的发生。

  需要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及时反映、矛盾能及时化解;同时,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和改革信访工作制度,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有效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密切关注发展进程中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与时俱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密切关注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我们党牢牢抓住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极大改善和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党的十九大在科学分析我国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是关系社会治理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化解影响社会秩序和活力的新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顺应人民需要的变化,我们党在不断增加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有力促进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改革开放所引发的变革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和整体性、历史性的,社会利益主体、行为主体日益多样,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例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也带来社会成员身份、利益等方面的变化和持续增强的社会流动;

  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分工的持续发展,带来了职业结构、人口结构以及城乡形态的巨大变化;社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传统形式到现代形式,正在成长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方式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虽然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但也表现出不适应社会形势新变化的一面。

  比如,面对大量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员,传统的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就表现出覆盖范围不足;面对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传统的以属地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就表现出治理能力不足;简单依靠行政手段的管理型治理显得力不从心;等等。

  面对客观形势的变化,我们必须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致力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社会治理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社会发展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经验的总结,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科学指引。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强化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深化群团组织改革,培育和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促进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深入研究社会治理规律,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增强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充分把握我国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发生的变化,深刻分析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活力的因素,寻找相应的治理对策和方式方法。

  从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治理转变为面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治理,从封闭的区域性社会治理转向开放的系统性社会治理,从人口低流动性的社会治理转向人口大规模快速不均衡流动的社会治理,

  从面对低风险的社会治理转向应对高风险的社会治理,我们党不断深入研究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取得了明显成效。

  把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实践的深刻总结,体现了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统一的现代社会治理辩证思维。

  这就要求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大力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促进社会内部各子系统的关系协调以及社会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统筹常规治理与动态治理、应急管理,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虚拟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良性互动。

  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求综合施策,协同运用多种治理方式方法,促进德治、法治和自治相结合,特别是注重社会运行分析和预警,防患于未然,化解矛盾于局部,解决问题在基层。

  同时,要不断提高社会治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社会治理工作干部作为重要任务,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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